译林出版社成立10年了，我和它打交道也10年了。10年来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感想很多，不能细讲，只说几点。
我参加过几次“译林”的笔会。1995年在黄山听社长李景端先生作了一次发言，觉得痛快。他说，“我们既要出外国人的作品，就要花钱买版权。决不占人家的便宜。”我记得，直到80年代中期，许多出版社出版国外的书还是不想买版权的。结果给自己画地为牢，下成了死棋。李先生一个主意打开了局面，把棋下活了。结果是，“译林”很早就到世界各国去买版权来翻译出版。钱是花了一些，可是新书出得又多又快，引进了国外的各种思想、流派、作品和作家。销路很好，收入大增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获得了丰收，不但打开了出版社业务的局面，而且对读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我觉得这就叫远见卓识，是光明磊落的出版家风范。
这令我想到《译林》杂志创刊号登载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的事。那时才真叫“早春天气”。“四人帮”已倒，大形势是活了，春天已经在望。但不少人的心里还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外国文学作品头上还依稀悬挂着封、资、修的帽子，随时可以戴上。要为天下先，似乎还得冒极大的风险。《译林》杂志创刊号利用电影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上映（那本身就是一个解冻的信号）的机会，刊载了推理小说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，打开了局面，据说杂志销量之大十分惊人，《译林》杂志声名大震，成了乍暖还寒时节一只报春的燕子。这也表现了译林人的眼光。
我和译林人来往起初还是有顾虑的。因为以前有过教训，出版社当面说了不认帐的事遇见过，丢了稿子长期一声不吭的事也遇见过，还遇见过一些其他的别扭事。所以刚跟“译林”来往，我要先签合同后动笔，交了稿子要收条，稿费多少也要事先讲好。可是和译林人交了朋友，时间一长，发现他们都是些办事认真，注意作者权益，言出必行的君子。他们说什么时候出书，大体就能在什么时候出书，不能出的也有个交代。稿费和印数稿酬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按时寄来，不用我操心。因此我也就省了心，不再管那些了，只顾一个劲译书。其实我对这类事本是个马大哈，现在很感到得其所哉，活得轻松。这轻松是他们细致关切的作风给的。
我为“译林”译的第一本书是《苔丝》，译时走过一段弯路。书中有一大段夹了一些土话。我异想天开，使用了四川方言，结果叫我的责编章祖德同志挡住了。他来信说恐怕读者难于接受。我仔细考虑了他的说法，改成了北方方言，读起来果然顺当了。事实证明他的意见很对，我非常感谢他。以后和几个责编来往也都是有意见便商量，达成共识，然后行事的，相处得很愉快。
和译者交朋友，尊重译者，对译者提意见，帮助他们改进作品质量，从而提高出版物水平，也帮助了译者的进步，这也是“译林”取得成绩的诀窍之一。现在他们有一批乐意为他们译书的朋友正是他们努力的结果。
10年来我在译林出版了《苔丝》、《双城记》、《马丁·伊甸》、《莎乐美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等几部经典名著，也在他们的重点工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增订本里出版了7个剧本，3首长诗和一些其他的诗，其中《两个高贵的亲戚》、《爱德华三世》和《挽歌》是新确认的莎士比亚作品，在我国是首译。后两者还是1997年才第一次进入“莎集”的，我应“译林”的约稿1998年就译出，而且立即出版了，为此我很高兴，这也是我们愉快合作的良好见证。今后，只要他们需要，我还乐意给他们多译点书，争取出一些精品。
《译林》杂志马不停蹄地跑了20年，译林出版社马不停蹄地跑了10年，将迎来新的世纪。然后将是新世纪里的第三个10年、第四个10年。我相信译林出版社将在新世纪跑得更欢，取得更加巨大的成绩，写出更加辉煌的历史。
